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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旅游，还能引起我们多少关注

新闻　中国·所有·所有·所有　发布：1023469　　更新：2007-5-29　人气:

　　5月14日，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提出批评。称公务团鲜谈公务，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人均花费5万至6万元。（据5月28日《国际先驱导报》）

　　“公款消费腐败”应由单位领导担责

　　虽然中国公务出国考察每年花费近2000亿元的数据我们并不陌生，但文中所介绍的内容还是让人震惊不已———绝大多数人连具体的项目和计划都没有，花在公务上的时间一般只有一两个小时。由此看来，很多出国“考察”的官员，连用来遮羞的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何以如此？究其根源，公费出国考察腐败对应的责任主体不明是一个重要原因。

　　“吃一点、用一点不算什么”，这已经是很多官员“身体力行”的潜规则，当然，吃的用的都是公家的钱，比如说公款吃喝、公车泛滥、公款出国“考察”。官员们之所以拿“吃一点，用一点”不当回事，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行为都扛着“工作需要”的旗号。所以，即使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猫腻乃至腐败，对应的责任主体也只能是单位而不是个人，即使因为公款消费腐败出了事，追究起来都还有单位扛着，个人大可不必担心。而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追究单位责任，往往只是一句空话———看起来大家都被追究责任了，但事实上谁也没有因此伤及分毫。

　　正是在这样一种潜规则下，很多官员才敢于在公款消费上“慷慨”出手，敢于在公款消费中捞点好处———比如给自己换好车，比如三天两头出国“考察”。但我们都知道，公款消费中存在的猫腻不仅仅是浪费那么简单，这其实也是以权谋私，是一种变相的腐败。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认同公款消费黑洞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又该怎么去遏制？在我看来，给貌似“单位腐败”的公款消费黑洞确定明晰的责任人是重中之重。在这方面，一贯以来的“一把手负责制”可以借鉴———如果本单位的公款消费出现超标等情况，首先要问责的就是这个单位的一把手，毕竟，他对本单位的公款消费腐败有着不可推脱的领导责任。解决了公款腐败的责任主体问题，其实也就让公款消费有了最现实的监督者———单位的领导者。不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单位领导因为“公款消费腐败”被追究责任？　　君秋

　　观点链接1 　拿什么遏制公款旅游的潜规则

　　公款旅游，“书面语”叫做考察、学习、研讨、培训、招商、促销等等。尽管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但依然是官员最喜爱的特权之一，老百姓深感愤慨，却又无可奈何，慢慢地已经变成了一种潜规则。

　　中国的公费旅游已经不是第一次受到国际谴责了，这种做法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2006年11月，一群中国官员，伪造芬兰检察机关和赫尔辛基大学的邀请函，企图借“工作访问”进行公费旅游，结果被芬兰拒绝入境，给这些人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国内各种频繁的“考察”就更是数不胜数了，不仅加重了自己的负担，还带来了对方“接待”的负担，最终这些成本都是老百姓来埋单。

　　为什么公费旅游屡禁不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就是缺乏透明的财政制度。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公款旅游泛滥，费用不断增多，处于失控的边缘。在出境费方面，1998年预算为50亿到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预算为65亿到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随后几年，一年比一年多。这种无视预算的行为，在国外是很少出现的。

　　当公费旅游已经变成了一种“规则”，一种“体制”，后果就非常可怕了，如果没有针对性的体制性措施，人们将失掉反省的能力，公费旅游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就会在群众中造成更坏的影响。因此，到了必须采取体制性措施的时候了，这种体制性的措施就是建立透明的财政制度。一是让财政收入透明，杜绝税负以外的各种收费创收，更重要的是让财政预算和使用透明，让纳税人知道他们的钱是花在什么地方，是怎么花的。还需要配套的体制保障，一是确保纳税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二是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三是进行立法，要对公款旅游行为定罪问责。

　　公款旅游，不仅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关系到公民纳税意识培育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大病需要猛药，必须从体制上寻找根本的解决办法。　　叶雷

　　观点链接2 　公费旅游“体制化”最可怕

　　一方面，从内心讲，我们很厌恶公费旅游，希望腐败者都能得到严惩，希望政府能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另一方面，在行动上，我们又懒得对此进行抨击，既因为抨击了也没用，更因为早已司空见惯。一个奇怪现象由此产生：国际上，很多国家对公费旅游是绝对禁止的，否则就会成为丑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导致辞职下台；而在国内，公费旅游却愈演愈烈，不但不是引起轩然大波的丑闻，反而是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

　　公众的矛盾表现和奇怪现象的产生都说明，在我们身边，正在或者已经完成了从公务团到旅游团的“体制化”演变之路。说到“体制化”，我不禁想起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经典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适应它，足够的时间后你离不开它，这就是体制化。片中的犯人在被关押了五十年之后，已经离不开剥夺他自由的监狱，在刑满出狱后选择了自杀。

　　我相信，很多官员，特别是一些初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他们原本是有很大人生抱负的，对公费旅游之类腐败行为饱含痛恨，在浑浊的淤泥里努力保持着自身的清洁和人生的志向。但是，他们的锐气终于一点点被磨灭掉了，最后从“不入流”的人一跃而成腐败前沿的“弄潮儿”。公费旅游成风成潮正好说明，很多官员已经被“体制化”了，认可了公务出国就该或者就是游山玩水，公费旅游成了“潜规则”和“集体腐败无意识”。

　　显然，公费旅游的“体制化”，已经不再仅限于官员内部，而是扩散到了整个社会范围。某种意义上，公众的“审丑疲劳”也是一种被“体制化”的表现，是对自我权利的放逐和背叛。公众的不生气或者只生闷气，间接赋予了公费旅游“合理性”，是其日渐猖狂的重要资本。卢梭说，“第一代奴隶的懦弱成全了奴隶制”，正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角度说，包括公费旅游在内的腐败行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腐败行为的“体制化”生存。腐败行为“体制化”后，政府官员不再敏感，自纠机制失效；社会公众亦已“审丑疲劳”，他纠机制同样失效。最后，倒是一些海外华人社团在那里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试问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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