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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08-7-31

长城伟大与新七大奇迹无关

　中国···　发布:1023469　录入:2007-7-17　人气:统计中...

　　长城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中国长城学会和八达岭管委会大松了一口气：一个偶像立住了。作为一次商业性活动的策划者，瑞士主办方“新世界七大奇迹”基金会或许都没有料到事情的过程竟然如此跌宕起伏——先是在去年1月，国内媒体最初关注这一评选活动时，长城票数暂时名列第一。但到了今年年初，情况急转直下，长城已然跌至第四。之后的三个月，长城更是跌出了“前七”。但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短信投票被研发，网络投票被推广。终于大幕揭晓的一刻，长城成了第一。好像一场戏。面对结果，有人傻笑了：这是国人之幸，网民之幸。有人苦笑了：这是商人之幸，炒作之幸。长城呢？作为事件的主体，却仿佛置身于众人的唇枪舌剑之外，繁荣的依旧繁荣，破败的仍然破败。

　　关于这次长城参评“世界新七大奇迹”的口水很多，引起波澜最大的一次应该是网上流传的中国长城学会为了呼吁国人给长城投票，而爆出“长城落选前七”的消息。自此之后，一些充满爱国之心的网友根据投票网站的具体情况，列出了投票步骤，为了帮助存在语言障碍的投票者，有人甚至将投票各步骤的图片说明都附在其中。在网络转帖者的帮助下，这个关于长城投票的帖子，在各大网站、论坛、博客上游荡，直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解释长城协会毅然挺身而出的理由时，普遍的说法是：学会曾收到一封来自“世界新七大奇迹基金会”的邮件，信中主办方表示，通过投票方式让长城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既能让长城之名自此以后永载史册，又能得到评选活动中50%的收入，进而用到“新七大奇迹”的修缮保护中去，“当然，如果长城落选，这笔款项也将与长城擦肩而过。”

　　只是，现在的结果是，长城入选了，“名与利”却没有得到。

　　在评选的最后阶段，先是有媒体质疑该项活动的主办方，根本没有得到在宣传中声称的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该评选只是一打着公益旗号的商业活动。紧接着，就在“世界新七大奇迹”公布的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新闻发言人曼哈特证实了，所谓评选就是单纯的商业性活动，且没有任何具体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举措或长远规划。然后，“新世界七大奇迹”基金会新闻发言人缇雅表示：评选活动并未盈利，基金会无法拿出款项用于奇迹的维护。最后，还是中国长城学会的发言人出来为整个事件添上了一个悬疑片的结尾：“长城协会从来就不知道所谓50%的说法来自何方，但不管正面、反面，总之，长城引起大家关注了，长城参选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中国长城学会和八达岭管委会作为长城成为奇迹的代表上台领奖了，但眼看到手的修缮基金刹那间变成了模棱两可的“引起大家关注”，拳拳爱国之心也随之化成了金钱的倒影，不知道谁该被算作这次事件中的受害者，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也许有的是，唯一能确定的事实是——长城，作为国人心中的图腾地位还在，即使被用作炒作，依旧风韵犹存。

　　遥想上一次的长城风乍起，其实也与炒作有关，也与长城的图腾地位有关——2003年10月，杨利伟从太空回来后说：从太空用肉眼根本看不见长城。

　　轩然大波。与这次花些冤枉钱买了个假证件不同，那次国人真的震惊了：难道西方人为数不多的夸耀也是假话？课本中关于“长城是能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两个人造建筑之一（另一个是荷兰大坝）”的语句被删去，西方人比国人的反省更为深刻。经过溯源，西方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来自100年前的威廉·盖尔，这个执著的英国人用了两年的时间徒步长城，并撰写了史上第一部调查、记录、研究长城的专著。后来的人将盖尔的著作改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国的长城》，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长城如此巨大，大约能从火星上看到。”就这样，一个杂糅着真实记录、道听途说和艺术夸张的西方市井神话诞生了。到了1972年12月，参加阿波罗十七号登月行动的总指挥尤金·塞尔南在访问中国和其他国家时又多次言之凿凿地证实了“能从太空用肉眼看到长城”，从此，由于长城引发的国人自豪感大增。直到杨利伟否定之前，此结论虽数经非议，但国人终不改其信。与“世界新七大奇迹”为期一年半的闹剧收场不同，此公案历经百年，结果是，科学赢了，感情输了。

　　有些人自此开始担心长城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奇迹了，还会有人崇拜吗？还会有人保护吗？为了维护图腾的尊严，估计这部分人在“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评选中都拼尽全力。大可不必。原因有二：其一，任何关于长城的新闻都能引起群体的躁动，这就足以说明长城不倒；其二，即使保留奇迹身份的时候，长城遭遇的也多是口头保护，少一份不少。

　　可以想想，除了1982年罗哲文所著的《长城》之外，我们对于长城还做了哪些高于威廉·盖尔的考据；可以想想，除了作为旅游景点开放的部分长城段落之外，我们的长城还剩下了什么；可以想想，除了“拆东墙补西墙”这样套取长城维修资金的工作之外，我们还做了哪些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工作……城砖垒了猪窝，摄影毁了箭扣，导游开发了水关……中国长城学会最新调查报告称，截至目前，明长城有较好墙体的部分不到20%，有明显可见遗址的部分不到30%，墙体和遗址总长度不超过2500公里。而据明史记载，明长城有6300多公里。悲哀，近100年的时间，国人对于长城的敬仰之情未减，而伟大的长城却只能在片断的辉煌中舔舐自己破落的现实。

　　这样想来，的确不能责怪中国长城学会此次参选的盲目——埃及人不参选是因为那些金字塔还在，而长城的情况不太一样。只是花钱评上什么“奇迹”，意义确实不大：长城的伟大，与能否从太空中看到它无关，同样与能否入选新七大奇迹无关。

　　长城入选了世界新七大奇迹，如果仅仅从结果看，还是令人满意和喜悦的。但从2001年初次入榜时的第四名，到今年年初时的第八名，再到“所谓”新七大奇迹的榜首，长城在这几年里经历了很多说三道四的非议，厚重的历史中也增添了一段戏剧的情节。然而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重新审视功过得失，也不过是纷纷扰扰。长城依然是长城，不会因变身“七大奇迹”而更加伟大，也不会因为戴上商业的帽子而失色半分。

　　选秀的几次高潮

　　2003年3月的一天，猫扑论坛上出现了一篇置顶的帖子，标题是《请为长城投一票》。作者呼吁大家为长城评选世界新七大奇迹投票并贴出了投票的网站，帖子里面还写道:“现在秘鲁全国都在为自己的奇迹投票，而中国拥有秘鲁几十倍的人口，但长城的票数却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奇迹。长城已经错过了上一次七大奇迹的评选，我们不能再让这种遗憾继续了。”这篇帖子在猫扑中短短一天之内就获得了1万多次的点击率，也第一次让新七大奇迹的评选走到了人们的眼前。随后的几年里，这篇帖子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大部分上网的人都曾经见过这个帖子的各种衍生版本。但人们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这种没有任何宣传，不知道何时开始，也不知道何时结束的评选很难让人们信服。

　　而这次票选的下一次高潮同样也是源于一篇帖子，2006年12月，名为《长城即将落选新七大奇迹》的帖子猛地让国人们感到了危机，于是各种媒体开始大肆报道，各种组织和地方也开始了拉票活动。而在此前的2006年1月，新七大奇迹的主办方以避免引起争端为由不再公布每一项奇迹的具体选票，长城最后一次的公开票数还排在第四位。而转眼年底的时候爆出消息长城已经落到了第八位，国人们才第一次开始重视起这个“选秀”活动。

　　而到了今年5月份，面对新七大奇迹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长城协会等各种民间团体开始牵头组织大规模的拉票活动。短信投票、网络投票、举办活动、拍摄宣传片，长城“选秀”风头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快男和红楼。而这时各种媒体又开始提出质疑，认为国人为长城拉票的活动对于长城就是一种侮辱，各种媒体上唇枪舌战，将长城的热度炒到最高潮。而当7月7日凌晨，来自中国的代表在葡萄牙里斯本从英国演员本·金斯利手中接过奖状时，国人们再次沸腾了，事件也从此尘埃落定。

　　舆论分歧与媒体的反复

　　从长城进入“新七大奇迹”那一天起，关于长城的各种争论就再也没有停息过。无论是商业炒作还是文化回归，长城能够入选新七大奇迹起码不是一件坏事。那么为什么又有如此多的人在争论、在批判、在声讨这件事情呢？作为新闻喉舌的媒体在这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1999年，“新七大奇迹”基金会刚刚成立并将长城加入评选的时候，中国文化局发表了官方的说法：“不支持，不反对。” 由于“新七大奇迹”投票活动属于民间商业活动，主办方并不是国际公认的权威法定组织，那么所谓的“不支持，不反对”的意思就很明确了，就是从政府国家的角度并不支持鼓励这次活动，也并不反对个人参与。就在这份说法出现的同时，有些媒体断章取义地认为国家不支持长城评选，并以此为题进行报道，而将不反对的说法自动忽略。

　　到了2006年底，当网上传出长城有可能跌出评选的前七名时，媒体们又开始集体行动了，各种关于长城“选秀”的报道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媒体们仿佛在同时都变得异常看重长城的这份荣誉。于是各种“拉票”的活动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中，而长城暴走族一时也多了起来。而当为长城投票开始走向火爆的时候，一部门媒体又开始“反水”。他们极负“责任感”地提出：“长城本身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象征，让它去参与这种商业性的活动完全是对它的一种侮辱。”由此号召人们不要再为长城投票。他们甚至还找来了一个来自国外的“强援”。当年在埃及，这一评选活动早就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埃及最高文物协会会长哈瓦斯公开要求将金字塔从候选名单中撤出，宣称金字塔无与伦比，不需要通过投票方式争夺世界七大奇迹的荣誉。他说，金字塔“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不需要通过投票成为世界奇迹”。这些反对者们以此为根据而大肆议论，认为中国人是由于对长城没有足够的自信才会进行拉票活动。而支持长城，为长城继续拉票的媒体则反击道：“埃及是在这次评选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不参与的态度，而中国大众在了解这件事的时候长城的评选已经板上钉钉了，如果长城在跌出前七名的时候退缩，让长城既参选又没选上，岂不是对长城更大的玷污。”两方观点针锋相对，斗得不亦乐乎。

　　而在接近7月7日最后揭晓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说法不胫而走。据说“新七大奇迹”基金会承诺，他们将拿出活动50%的收入用到最终的“七大奇迹”的修缮保护工作中去。而这50%的资金将按照最终排名的不同投放，长城的保护者希望可以获得这笔修葺古迹的保护金，所以才鼓动大众投票。一时间，各种媒体又把矛头对准了中国长城协会这样的自发为长城票选拉票的民间团体。实际上，基金会从来没有过将50%收入用于保护的承诺，更没有修葺长城的计划。

　　在最终评选揭晓的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刊皆以长城荣获“新七大奇迹”榜首为头版标题。长城霎那间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但实际上基金会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宣布过长城在“新七大奇迹”中票数第一。只是在最后的颁奖晚会上第一个宣布长城获奖而已。于是长城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榜首”。

　　一次票选，如此多的说法让老百姓们已经晕头转向了。媒体们好似个个都在为长城的未来而深思熟虑着，事实呢？也不过是博人眼球的一种说法而已。长城，已经成为了一些媒体手中的道具，与票选的功过比起来，媒体的态度则更应该令人反思。

　　一个人一场秀

　　一个叫贝尔纳·韦伯的瑞士人在全球掀起了一场风暴。风暴席卷数十个国家，中国也没有幸免。无数人为了自己国家的荣誉，争先恐后地奔向“世界新七大奇迹”的宝座。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活动，能让世界为之倾倒？

　　提起组织者贝尔纳·韦伯的经历，可以算得上是一段传奇。他曾做过记者，后来开始环球旅行、写书，今年4月还拍了部电影，叫《我们的朋友，地球人》。8年前，这个在瑞士出生的冒险家看到了世界七大奇迹概念的巨大魅力，头脑精明的他发动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创办了这个新七大奇迹基金会。他在基金会创立初期居然没有足够的钱，而是在运作时不断争取到更多资金。所以这个基金会从一开始就避免不了身上的商业味道。

　　基金会规定，投票可通过免费的网投，以及选择付费的电话与短信方式。但网上投票，同一个邮箱号只能投一次。为了多投，人们只能分别注册不同的邮箱，每投一张票，至少要花二十多分钟。而如果选择付费投票，每人则可无限制投票，但是每张票要花一块钱的费用。此外，投票者还可以花2欧元，买张“证书”，存以留念。当然，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留念”N次。而进入其官方网站，你会发现那里更像一个旅游自助超市。“实物卖场”里出售着“新七奇”CD、徽章和各个候选地的纪念品，包括杯子、T恤衫、书包、帽子，价格从1.99美元到26.99美元不等。不买CD，也能下载单曲，每首收费0.99美元。

　　除了这些被动的“手段”，基金会还有不少主动“促销”的办法。例如针对于中国长城，主办方把长城的象征定位为“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每个入选建筑，都有类似的特定意义。所以，在中国，投不投票甚至成为衡量公民“是否爱国”的试金石。而在选修过程中，基金会也通过电子邮件，随时向各候选奇迹城市发布投票的最新消息。长城学会就曾两次接到长城票数滑落的邮件，邮件还强调，其他候选“奇迹”的人气在不断上升。于是，人们为了不让自己国家的骄傲落选，就算明知是一个陷阱也只能往下跳了。不仅是中国，基本上每个参评国家的人们都在为这次的活动而疯狂。巴西国家足球队在打国际比赛前，先拉起横幅，号召粉丝为本国的基督像投票，而巴西总统也借每周的电台演说之机，发起全国总动员。西班牙6000民众为造声势，手拉手组成一条长达12000米的人链，将参选建筑阿罕布拉宫团团围住。

　　到了7月7日最终揭晓的时刻，基金会更是借此大捞了一笔，仪式在能容纳6.5万人的里斯本光明体育场举行，以平均98欧元一张门票计算，仅门票收入就高达637万欧元。此外，基金会将仪式的电视转播权卖给了曾负责转播欧洲冠军联赛的代理商。群星璀璨的揭晓仪式，被全球180家媒体全程转播。收入更是高达上千万欧元。

　　韦伯就是利用了人的爱国心理，赌的就是人们对于“新七大奇迹”这样的诱惑不可能无动于衷，结果他果然在这场赌局里大获全胜。在这次评选完全结束以后再重新审视，我们发现就算从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威性的商业活动，是一场闹剧，人们也依然无可奈何，只能按照韦伯的剧本演下去。没有人敢于拿自己国家的文化来开玩笑，长城没有入选当年的世界七大奇迹已经是一代人终生的遗憾了，绝对不能让这种遗憾再留给下一代了。

　　作为一个商人来说，韦伯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新七大奇迹”简直可以当作一个商业案例的奇迹来看待。但是对于世界文化保护来说，韦伯的功过则无法评说。

　　“新七大奇迹”的头衔确实很好听，并且也让国人们再次体会了一次胜利的快感。媒体上和网络上都在讨论着长城评选上以后能够得到多少的价值回报，或者这个新头衔到底能够获得多少认可。然而却没有人提到中国长城的现状以及对它的保护，没有人知道中国有2/3的长城濒临消失，没有人考虑中国的长城是否能够应付这次评选带来的激增的人潮。这次评选就像一场大戏，戏过了，主角还是要脱下戏服回到现实的生活中。

　　支离破碎的城墙

　　长城，这一经历了２０００多年风雨、绵延万里的世界体量最大的文物，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当人们在游览金碧辉煌的八达岭长城和雄伟迭起的居庸关长城的时候，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长城更多的部分是那些蜿蜒在崇山峻岭、黄土高原、草原荒山、戈壁大漠上的断壁残垣。只有那些印刻在长城身上的累累伤痕记录了古长城艰难的生存状态。

　　除了少数经过旅游开发的长城段外，目前绝大部分长城段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受到过应有的保护。在河北、北京、天津，穿行在山岭间的砖石长城历经千百年风雨，坍塌状况越来越严重；在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占整个长城７０％以上的夯土长城大多处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偏远山区，常年受风沙侵袭及雨水冲刷，墙体断断续续，断处长的达到几十公里，短的也有几十米，很多地方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指点，已经看不出长城的痕迹。临近毛乌素、腾格里等沙漠边缘的长城，很多已经和周围的耕地一起被沙漠所摧毁、湮没，彻底地消失在自然中了。

　　随着旅游大潮的推动，近年来长城沿线各地都在争相修复自己属地内的长城。但有时候即使是出于好意的修复，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把原有城墙的残存部分在砌筑新墙时拆除，或者没有任何依据、凭空想象长城及关口的形制等。这些简单、粗暴的修复长城行为，都是对长城的另一种破坏。长城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一旦破坏便不可再生。如果重修的条件不成熟，就应该把遗迹遗址保存好，不要头脑发热，贸然修复，把那些可以遥想当年的历史信息丢失了。例如在龙兴寺，当地村民集资修复了一处明代成化年间的夯土长城墩台遗址。由于没有经过专家论证，这个新墩台一部分用旧砖，一部分用红砖，都被青色涂料覆盖，与下面残存的黄色夯土极不协调。而在怀柔界内的大榛峪关长城是北京界内现存的几处原貌古长城关口之一，因关口保存较好，关口门洞通道仍可通过行人和车马，所以造访者很多。人们都想亲眼看看今天已为数不多的明代原貌古长城关口。当人们登临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原貌的明长城，脚下就是明代古长城关口。或许关口的城砖已有破损，敌楼有些坍塌，但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感受到古长城的沧桑历史，感慨长城的伟大、恢宏。追溯那离去已久的“金戈铁马”。只因为大榛峪关长城没有被“重建”，没有被“覆盖”。

　　还有人总喜欢把一些“兴师动众”的活动搞到长城上，在长城上举办近千人的烛光餐饮晚会；在长城上搞万人签名、万人徒步；在长城前搭建舞台，搞大型歌舞晚会，鼓乐齐鸣，高歌爆唱。在长城两侧搭台筑架，搞飞越长城活动，从汽车飞越到摩托车飞越，又发展到自行车飞越，愈演愈烈，现已有因“飞越”而造成人员死伤的惨剧发生。为建“景区”，大搞“圈地运动”，任意挪动长城上的石碑和其他古建饰品，拆东墙补西墙。现代砖和古城砖的混合体长城，又似乎成为一些人“修复”古长城的“杰作”。为修公路，有人一声令下，一段珍贵的古长城就永远地从我们眼前消失了，后人再也看不到了。试想，就是“钢打铁铸”的长城，它又能经得住多少次这样的“折腾”？

　　一个人一段城

　　抚宁县境内有明代长城140公里，是长城沿线精华地段之一。每天中午，都会有歌声回荡在这里的山谷中，是孙振元的歌声。他每天要上长城巡逻四次，55岁的他30多年来一直主动担负着保护当地长城的工作。作为明代长城守城将军的后人，他的任务不是像先人一样防备敌军攻城，而是要保护祖先留下的长城。

　　老孙的祖先在明朝时就驻守在那里，孙家祖辈600年前从杭州府来到了抚宁，到了老孙这辈已经是第21代了。“我要在长城上守一辈子，以后我走不动了，就让儿子接着干。”老孙说，自己熟悉这里的长城，对上面的每一块转都充满了感情，这也影响了儿子，愿意接他的班。

　　老孙巡视一次长城至少要在上面来回走25公里，一天光走路就达到50公里。一年下来，他巡视长城的路段加起来有18000多公里。算上500元的基本年薪，加上他的考核分数为“优秀”和一些鼓励奖，加起来一年最多不超过900元钱，平均一天的收入只有2元多。这样低的待遇让经济紧张的县里的办公人员心里都怀着歉意，但他却不以为然：“有啥值不值得的？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我爷爷对我说：‘你调皮可以，但是绝对不要破坏山上的长城，那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别说有2元钱，就是一分钱都没有，我还是一样要保护它。”当被问到工作辛苦不辛苦的时候，老孙说：“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5点上山到长城去，一路巡视。中午下山休息，下午3点再上山，一直巡视到太阳下山。风雨无阻，即使下雪天，我也要上山。这样的生活当然累了，但是我的家人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我早就趴下了。”

　　老孙介绍说，过去这里破坏长城的行为主要是村民挖药材，在长城砖缝里翻蝎子，在长城上放羊，还有游人不文明的行为。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制止那些破坏长城的行为。“有时候看见小学生在长城上乱写，就要教育他们长城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象征，要爱护长城。”为了制止村民在长城砖缝里翻蝎子，孙振元还专门去县里采购站说服站长不要再收购蝎子。

　　 “我这样做就是想为国家保护好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也能让子孙后代看到这些文化遗产。”由于对长城的热爱和保护长城的努力，1997年，孙振元成为中国长城学会第一批6名农民会员之一。他骄傲地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会员证：“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抚宁县的18个长城保护段，每一段都有一位像孙振元这样的长城保护员，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们对保护长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带动了周围的村民一起来保护长城。

　　也许老孙不懂得怎样才能最好地保护长城，也许老孙也不知道长城获得了“新七大奇迹”的头衔。但是老孙爱长城，长城也离不开老孙这样的人。

　　原样还是仿建

　　长城修缮的话题由来以久了。到底是应该修复还是保持原样？如果修复的话长城是保住了，可是那还是原先的长城吗？一面古朴的城墙上突兀地插着几块“崭新”的砖头。怎么看都别扭。如果保持原样，后果一样不乐观。随着自然的风化和人为的破坏，长城面临着消亡的危险。

　　对于曾经当过烧砖工的古建筑研究专家黄继然来说，长城有着特殊的含义。“一般的人很难想象，当年修建长城是多么艰苦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对长城伟大的认知都停留在搬运石头和砌墙上。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长城最伟大的壮举，最艰难的部分应该是烧砖，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人们还不习惯于烧煤，而是烧柴。烧成一块长城砖起码需要一担的柴火。两三块普通的长城砖就需要耗费一整棵一人抱的树木。但是长城的附近通常都是荒山，哪里有那么多的树木？这就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从各个地方调集来树木烧砖。粗劣估计仅仅北京周围的长城就需要消耗几十万棵的树木。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如此多的灰砖怎么可能烧制出来的呢？真的是一种奇迹。”如今已经70多岁的黄老说着还有些激动，“而且灰砖不像红砖，砌上之后需要浇大量的水来加固。而那样荒山野岭的哪里来的水？也需要人力一担一担地往那里挑水。在如今看来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黄老从建筑保护的角度来分析长城的问题，他认为长城还是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原状：“长城的魅力正是由于它所铭刻的那些历史，对于现在的工艺来说，人工修建一条长城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它的价值完全不可能与古长城相比。但是对于那些破损严重的老长城也不能完全袖手旁观，我认为应该对那些老长城完全封闭起来保护，不能再让游人随意攀登破坏了，可以在长城的旁边再修一条栈道，游人们在栈道上可以欣赏长城的雄伟，却不再有可能伤害这些宝贝了。”

　　黄老在谈到长城保护的时候还提到了一座来自英国的长城，他介绍说：“英国也有一座长城，那就是古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于公元122年下令建造的哈德良城。哈德良城规模远逊于中国长城，建造时间也晚了数百年，被罗马帝国军队放弃后未经增修。和中国长城一样，‘保持原样’或‘仿建’在哈德良城的保护与管理工作中，也是一个敏感和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任何世界遗产，其价值完全在于它的真实。完全使用原来的材料，恢复其原有形态，仍能保存遗址的真实性，这是可以容忍的，与仿建的性质又有根本的分别。哈德良城仿建部分极少，其中最主要最醒目的仿建是坐落于纽卡索港口附近的要塞门楼。门楼之后，则是一大片哈德良城城堡考古发掘遗址，仅剩下高度不超过膝盖的墙基。在这片遗址，和其他哈德良城遗址一样，都严格保持考古发掘出来的原貌，连一块石头都不曾随意移动。所以虽然其毁坏程度比中国长城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哈德良城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与中国的长城是平起平坐的。”

　　经历了诸多口水和争论，长城依然还是北京乃至中国文化和景观的标志。相比起长城，我们还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关心。商业还是自我？就像哈姆雷特中生或死一样的难以选择。一个景观一旦选择了商业，注定早晚将脱去那层文化的遮羞布，而如果选择坚持自我，那就不得不面对衰败乃至消亡的威胁。北京所有的文化古迹莫不如此。究竟是做文人身上的补丁长褂，还是商人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没有人知道答案。

　　故宫：保护还是展示

　　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说，故宫无疑是让人羡慕的。然而故宫却也面临着文物保护和展览上的两难。故宫博物院的主体依托于明清两代的皇宫。它既是中国历代艺术品博物馆，又是一个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同时还是一个世界文化遗址。多重身份决定了北京故宫的特殊性，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对故宫的建筑保护重视不够，为了展示文物而轻视了故宫的建筑遗产。

　　每年迎来800万游客和约40批次的国家元首的故宫博物院，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象征之一。北京城实际上就是按照故宫的中轴线来建立起来的。明清两代24个皇帝都曾经生活在这里，数百年来，紫禁城的建筑虽一直小有变化，但却基本保持了数百年前的初建格局。故宫博物院远非一个博物院或是一个皇宫建筑群那么简单，它拥有约150万件文物，其中85%是清宫旧藏，而这些文物与故宫的古建筑密不可分。故宫的很多建筑都有故事、有历史，它往往是一件文物的依托。例如三希堂。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狭小的阁子，没有它那三幅字画也还是很有文物价值。但三希堂原址所赋予这三幅法书的历史意义却不限于法书本身。但故宫博物院具备的多种角色却一直未能平行发展。对于故宫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国内的人们大都了解关注故宫的藏品，但国外爱好者则多数偏爱故宫的建筑艺术。其实每一个观众来到故宫都应该看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明清皇家宫殿，第二个就是馆藏文物。然而现实却不可能如此的妥善，如果想要保持故宫作为皇宫建筑的原貌，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每天观看的人数。如果想要让更多的人们有机会欣赏故宫的文物藏品，大量的人流必然会破坏一部分故宫的建筑。

　　故宫2006年的经费是3个亿，其中维修用了1个亿，日常支出1.4个亿，门票收入达到了3.5个亿。然而故宫目前实施的是双编制:门票收入上交国家财政，院经费则每年通过中央编制委员会进行预算和审核。虽然从数字上看故宫完全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但是现在的体制并没有采用自收自支。故宫博物院瓷器专家耿宝昌先生曾回忆2000年他受国家文物局之托，携带3万美元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试图收购一些“泰星号”沉船上的中国民窑精品。可以想象昂贵的拍卖价格，最后耿宝昌携带的3万美元分文未动地被带了回来。他甚至没有得到一次举牌的机会。故宫书画专家单国强代表故宫参与竞拍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当价格被叫到2300万元时，心理价位在1000万元的他都不敢举手了。故宫博物馆虽然地位超然，也依然面对着财政的困难。在困难面前，是牺牲故宫的建筑而增加门票收益，还是坚持保护故宫的原有艺术，答案似乎已经很明显了。

　　牺牲故宫建筑的选择如今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结果，很多地方的门槛已经被众人踩的歪歪扭扭，而柱子上的漆也都被剥离得支离破碎。故宫只能靠着经常维护和修葺来尽力弥补这些损失，然而一遍一遍新刷的油漆却在古旧的大殿里显得格外的刺眼。

　 莫高窟：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

　　中国大部分的景观都面临着同样的难以选择的问题。是开发旅游，发展一方经济，还是默默地保护着古迹。这道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

　　20年前，从北京到敦煌需要整整一个星期，坐五天的火车从北京到达玉门，接着换乘长途汽车颠簸两天。而今天从北京到达敦煌再到莫高窟也仅仅只需要4个小时。70岁的王建华老人记忆中，保留着他20年前所见过最原生态的莫高窟，“什么都没有，连过河的桥都没有，住在原来道士居住的道观里，大泉河的碱水，最开始喝常会拉肚子……”莫高窟距离敦煌市25公里，这段距离在现代交通工具的衔接下距离极短，但在交通便捷以前，却足以让这里成为与敦煌隔绝的荒漠所在。从敦煌前往莫高窟的途中，起初还有棉花地和麦田，但一到延绵的戈壁滩上就再没有居住的痕迹，唯一与人相关的，是散布着的一片片坟场。为配合莫高窟保护周边环境整治进行的坟场迁移已从今年陆续开始，或许再过一段时间，这里就将看不到这样的荒凉。

　　不知该庆幸还是遗憾，这种地缘隔绝和极端干燥的气候，让历史的遗迹得以保留。现在的敦煌，便利的航班和不断提速的铁路，缩短的不仅是现实距离，也包括人们对敦煌的心理距离。机场建于80年代，扩建于2002年，虽然火车依旧只能到达柳园，距离敦煌尚有130公里，但发达的出租车和长途公共汽车交通，也让这段距离缩减为两小时。时间的急速缩短使来莫高窟旅游的人员疯狂地增加着，也使莫高窟的环境急剧地变化着。

　　“现在的敦煌，连种蔬菜的农民都会感觉到旅游的重要性。”敦煌市旅游局局长龚瑛这样描述，他的意思是敦煌建立在旅游业之上的事实已经深刻触及到了敦煌的每个角落，没有人能从这种影响中割裂出来。这个四方小城，人口不过18万，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每年游客数量至少都在50万人次以上。从东头到西头的距离步行不过20分钟，横平竖直的几条主要街道上，分布的是各式各样的旅馆和招待所，隔上十几米或者几米，就有一个上档次的高级宾馆。龚瑛提供的数字，是全市仅星级饭店就有28家，在旅游旺季，可以提供的床位多达万余张，“不存在接纳不了的问题”。

　　但仅仅是最少的50万人次的数字在敦煌研究院看来，也已经到了莫高窟所能承载的极限，且不说单纯依赖讲解员按批次带游客讲解一个半小时参观的游览方式，在7至9月的旅游最旺季节，70人的队伍都不够轮换。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同一时段密集的游人将对洞窟壁画本身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

　　现在研究院能提供的数字，已经证明了游客的影响不容忽视:试验检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是一种酸性气体，在高湿度条件下会与石青、石绿、氯铜矿、铅丹等颜料发生作用，使这些颜料变色，而人呼出的大量水汽可使存在于壁画中的可溶盐溶解向壁画面移动、累积。当洞窟内干燥时，可溶盐又在壁画颜料层上结晶，这样使颜料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同时在一定湿度条件下，壁画易产生霉菌，而霉菌生长代谢中的产物及死菌体会严重污染壁画并使颜料变色。这是千余年来，洞窟不断经受着地震和崖体结构不稳定引起的坍塌、强烈风沙的磨蚀、水的渗入等自然破坏，以及偷盗、刻画、居住、烟熏等人为破坏，加之壁画制作材料质地脆弱，许多壁画已经产生了空臌、酥碱、起甲、变色、霉菌等多种病害之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人祸”。

　　“文物保护真是越做越难，我现在经常会问自己，究竟怎么样才是保护好了莫高窟？” 龚瑛说，“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提案，就是为了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最合理的有序利用。几乎所有的敦煌人都指着莫高窟吃饭，如果要限制人数的话，这些人大部分都会失业，而如果继续让人数增加的话，莫高窟可以支持到什么时候谁也说不好。这真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文物保护真是一点也经不起绕弯路，几千年的东西，要真是说没有就没有了，谁能担当得起？”

　　后记

　　在爬完长城后的第二天，记者来到了北新桥逛街。

　　簋街、东四、北新桥，3个地方基本都挨着，但北新桥肯定是最落魄的。落魄里面却能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不过时日无多，正在街道改造，想看趁早，否则追悔莫及。路口有一家玩具店，可以买到童年时见过的拼叉玩具。

　　还有那个二手旧货店，里面全是稀奇古怪的东西……

　　写着“毛主席说：张晓泉、王麻子一万年也不要搞倒”标语的王麻子剪刀店，已经到白天灯灭屋空的地步。整条街走出来需要5～8分钟，却间或能寻到80年代的感觉，那种旧旧的国营店、信托商行，味道很特别！

　　然而这些记忆马上就要消逝了，据说这里要被改造成新的金融街。

　　不禁感慨，在商业利益面前，一切美好的记忆都变得无比的脆弱。

『转自：精品网　原创：孙彦博 ⊿若有差错，请来函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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