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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的改庙机缘

　中国·北京·东城· 发布:1023469　最后更新:2008/10/29　人气:统计中...

　　雍和宫天王殿前矗立着一块碑文，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碑中写道：“念斯地为皇考藩潜所御，攸跻攸宁几三十年，神爽凭依，倘眷顾是……规制略备……深惟龙池肇迹之区，既非我子孙析圭列邸者所当亵处，若旷而置之，日久萧寞，更不足以宏衍庆泽，垂焘于无疆。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这是乾隆皇帝写下来留给后人看的，它部分告诉我们，像这样一座由雍正居住近三十年的“龙池肇迹之区”，子孙后代是无人能住，也不该住、不敢住的。但是，如若长久闲置，必然显得荒凉，更不足以“宏衍庆泽”。作为后生，必然要用一种最完美、最恰当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最终选择了将它改为一座皇家寺院，而且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这样，“香幢宝纲，夕呗晨钟”可以萦绕其中，“予小子瞻仰之余，间一留止，缅忆过庭，怵惕兴慕”。这可以算作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原因之一。

　　从雍和宫改庙后乾隆皇帝在雍和宫的良苦用心来看，这段文字显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乾隆时期，仅仅是一座喇嘛庙，它却发挥着即使是千军万马也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一座寺院何以能如此?

　　其实，早在康熙、甚至更早的时期，清朝的创始人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就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关系。康熙时期，为防止蒙古准噶尔部东犯，当时清朝派驻长城古北口总兵蔡元曾上奏康熙皇帝请求修理倒塌了的万里长城，以抵挡大漠以北的强大的蒙古族入侵，康熙大帝曾做过这样一首诗：“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重要性认识的最精辟、最典范的概括。只是乾隆皇帝将这一切进行得有声有色、将这一切做得人情入理。

　　三世章嘉·若比多吉——乾隆皇帝相伴相读十余载的好友、乾隆皇帝佛学造诣方面的导师、乾隆皇帝治理蒙、藏事务中的得力助手。关于雍和宫改庙，乾隆皇帝曾经和他有过如下交谈：“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经院，若修建闻修显密教言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之弘传大有利益……皇祖及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康熙皇帝与前辈章嘉活佛虽然在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建立了讲修显密的扎仓，但在京并未建立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京城宫中创建寺院，内设闻思显密学识的若干扎仓，定会使佛教兴盛。”

　　乾隆皇帝真的是为了在此弘扬佛法?也有说法，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同窗好友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其实，不管是怀念先祖，抑或是为弘扬佛法，这都是乾隆皇帝的一家之说，哪种说法也都合情合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以及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作为一代帝王的乾隆皇帝，面对复杂的蒙古、西藏问题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一定还有着他更为直接和重要的目的。我们不妨走进清朝建国以来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之间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历史。

　　西藏，古称唐古忒，又称土伯特，隋唐时称吐蕃。强大的吐蕃王朝有盛有衰并最终纳入中国版图。而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宗教自传人起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教派林立、各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局面，直至西藏被纳人中央政权之下，中央政权更迭的每一时期都和藏传佛教其中一个教派有着密切的往来。

　　清朝人主中原之时，正值藏传佛教五大派之一的格鲁派崛起。

　　17世纪中叶，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取得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支持朝见清顺治皇帝，成为清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清顺治十年(1653)，第五世达赖喇嘛经青海、甘肃、宁夏到北京，顺治皇帝设宴迎接。此行，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开创了历辈达赖喇嘛必须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先河。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在清代崇尚喇嘛教的做法从此便辈辈相传。事实上，扶持喇嘛教便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管理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方的基本国策。

　　藏传佛教格鲁派之所以能在关键时期崛起，四世班禅大师罗桑却吉坚赞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四、五两辈达赖喇嘛的师傅，在广大信教的蒙古和西藏群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存在犹如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在世。格鲁派之崛起与他的长远计议密不可分。四世班禅大师于康熙元年圆寂，1713年，康熙皇帝封第五世班禅大师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开创了历代班禅大师亦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历史。

　　康熙朝前期，遇到的最大心患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王”重新扯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即“三藩之乱”)，使刚刚强盛起来的清王朝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吴三桂的势力一度扩大到与清朝分庭抗礼，清朝军队与其相持数年之久。当时，康熙叮嘱第五世达赖喇嘛：“大兵分路进讨，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虽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达赖喇嘛并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但达赖喇嘛所属的一方土地康熙皇帝是放心的，这对处在长达数年之久的平叛紧张关头的康熙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由此可见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已相当密切和牢固。

　　康熙时期遇到的另一重大边疆问题是蒙古准噶尔部屡屡进犯。

　　准噶尔是新疆厄鲁特蒙古中一支强大的蒙古族势力，康熙朝初期，噶尔丹夺取准噶尔部汗权，势力不断扩大，他一方面向清朝中央政府臣服请安，一方面又暗中与沙俄及西藏某些僧俗上层勾结，四处抢掠。

　　康熙五十五年(1716)，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出兵六千由新疆发兵西藏，兵临拉萨城下。1717年，西藏地方行政首领拉藏汗被杀。准噶尔军队进入拉萨之后，抢劫财物、杀戮僧俗、摧毁寺庙、无恶不作，造成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为了安定西藏地方，康熙皇帝先后两次派军剿除准噶尔军，第一次清军全军覆没。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任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三军，坐阵西宁；派大将延信率军与西藏各部积极配合进剿准噶尔军队。在西藏地方广大僧俗积极配合、支持下，清朝军队收复了已被准噶尔占领的拉萨，准噶尔军溃败，其首领策旺阿拉布坦仓皇逃回新疆伊犁旧地。康熙皇帝随即派大军护送从青海选定的十三岁灵童格桑嘉措至西藏，1720年，灵童在拉萨坐床，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第七世达赖喇嘛。

　　为了稳定西藏地方局势，清朝政府废除了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来在西藏实行了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第司(执政首领)总揽西藏地方政权的制度，建立噶伦制，任命配合清军在剿除准噶尔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康济鼐·索南杰布为首席噶伦。

　　其他三名噶伦分别是贝子阿尔布巴·多吉杰布、辅国公隆布鼐·扎西杰布、僧官扎尔鼐-罗追杰布，命四人联合执政。

　　18世纪初期，西藏噶伦内乱。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为首的三噶伦杀害了首席噶伦康济鼐。西藏政局又一次陷入危机。实际上，噶伦之间的矛盾早在噶伦制度建立初期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三人中，康济鼐及其支持者颇罗鼐来自阿里和后藏地区；阿尔布巴和隆布鼐来自工布和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两派在维护地区集团利益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1727年，矛盾终于爆发。阿尔布巴联合隆布鼐和扎尔鼐，设计杀害了康济鼐。此时，远在阿里的颇罗鼐闻讯后，义愤填膺，他向清朝雍正皇帝禀报西藏局势，同时起兵阿里，在清朝大军赶到拉萨之前平息了这场内乱，稳住了西藏局势。噶伦内乱被平息后，清朝任命颇罗鼐为总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噶伦，封为贝子。后被清朝政府封为郡王。此后，郡王制度在西藏延续了近二十年。

　　乾隆朝初期，西藏正处在颇罗鼐时期，这一阶段，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政通人和的繁荣景象。西藏这一阶段的稳定，给刚刚走上政坛的乾隆皇帝以足够的审视西藏局势的时间，同时，他也在寻找着治理蒙藏地区的最切合实际的政策。

　　颇罗鼐死后，其子朱尔默特·那木扎勒继承郡王职位。

　　此人飞扬跋扈、倒行逆施，一直暗中与觊觎西藏地方的准噶尔军勾结，图谋叛乱。清朝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见机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杀死，二人同时被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手下所杀。驻藏大臣被杀激怒了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也为他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乾隆十五年(1750)，清军三千人人藏，平定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之后，清朝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授命驻藏大臣协助第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建立噶厦政府，设四名噶伦(三俗一僧)联合执政，尤其强

　　调，噶伦等重要官员的人选必须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直到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处在噶厦政府管理之下，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噶伦制度的起源。

　　纵观18世纪西藏历史，可谓风云变幻。从准噶尔进犯到噶伦内乱，再到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被平息，西藏地方一直处在风雨激荡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漫长的平息战乱的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一步步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使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尤其是康熙皇帝两次用兵西藏、雍正时期西藏地方政权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被平息，西藏社会内部渐渐趋于稳定，但是，真正从各个方面最终对西藏实现完备管理的，则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即清朝乾隆皇帝时期。

　　雍和宫正是顺应了这一大的历史趋势实现了它从帝王行宫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性转机。雍和宫改庙之时(1745年)，西藏正处在颇罗鼐管理时期，也是此前西藏历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熟读先辈统治历史的乾隆皇帝时刻牢记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训，利用藏传佛教是他坐阵京师统领蒙藏地区最有效的方法。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更成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奉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乾隆皇帝之所以将先父的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为了巩固大一统江山的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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