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博物馆是中国高等学校中第一所综合性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学校园内。1914年筹建，1919年正式成立。原名华西大学博物馆。1952年改名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1984年改为现名。现藏文物4万余件，以西南少数民族文物、民俗文物、四川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唐代佛教石刻、历代名纸、四川陶瓷、明清书画及工艺美术文物最具特色。

1 展馆简介
　　四川大学博物馆座落于风景秀丽的锦江河畔，位于四川大学内。筹建于1914年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中国高等院校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4万余件。辟有石刻艺术陈列室、民俗学陈列室、书画艺术陈列室、道教历史文物陈列室和革命文物陈列室等展厅，展出文物2000余件。
　　1914年，美国学者戴谦和(D.S.Dye)教授创建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华西大学博物馆，其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早在三、四十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就已成为一座规模较大、海内知名的博物馆，当时便有"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之美誉。此后，先后更名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为今天在海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博物馆之一。
　　建馆以来，先后已接待数十万计的海内外客人来馆参观，受到专家学者很高的评价。其中如郭沫若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参观本馆时，就为本馆题辞称："川大博物馆收藏颇为丰富，闻系积四十年之力而得此，殊非易易!望善于加以保管并加以有系统的研究，对中国文化史将有适当之贡献。
　　"1995年7月，杨振宁博士来本馆参观时，也给本馆以高度评价，他在题辞中写道："我十分高兴参观贵馆，你们收藏了许多精品，陈列方法也非常先进。世界大学博物馆中排名应在前十名之内。希望能捐到巨款，更充实收藏。"加拿大驻华大使葛汉先生参观结束后深有感慨地说："贵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应该为有这样的博物馆而感到自豪!我回到北京后，要让所有来成都的大使馆官员都来这里参观。" 该馆设有民族学陈列室，民俗学陈列室，书画陈列室，藏族艺术陈列室，革命文物陈列室，石刻艺术陈列室和研究室。该馆为中国西南考古学、民族学、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心。
2 发展历程
　　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为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由美国学者戴谦和（DenielsheetsDye）始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它最早把西方近代博物馆的理论和模式介绍给西南的学术界，首开西南文博界的文物收藏、研究、陈列诸方面的先河。历经几十年风雨沧桑，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已成为国内大学博物馆中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在海内外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华西科学考古的“洋先锋”
　　有人曾说：西人之来华者，多嗜中国艺术。美国人丹尼尔·大安，来华后取名戴谦和，当地人很少叫得出他的英文名，而“戴洋人”却人人皆知。戴谦和少年时，即爱慕中国，立志愿为中国服务。1906年来到四川，耳濡目染之下，很快学会了汉话，并能很自如地运用成都土语。
　　四川文物繁多，古墓、石阙、摩崖及寺庙内的古代塑像和壁画所在皆是，且世所罕见。古朴的民俗、优美的山川，以及众多的民族，令外国教员的兴趣多种多样。葛维汉（D,C.Graham）教授深入边区，足迹遍及苗、羌、藏、彝等民族聚居地，先后进行了14次夏日探险，广泛采购民族文物，并系统整理，使它们成为民族学的资料和标本。戴谦和教授则潜心于寻访巴蜀古迹，发掘遗址、古墓。在他的努力下，华西考古学渐放异彩。 对西人的这些活动，民间素有怀疑，纷纷质问：“为什么华大的洋人戴谦和，在暑期内，不在避暑山庄里安安逸逸地避暑，偏要跑到打箭炉、巴塘、里塘、大凉山一带边地去，测量地形、考查矿产、收集古物呢？”“为什么华大的洋人葛维汉把旅行考察的事情，都拿回他们本国去报告呢？”归结起来，认为洋人是在刺探国情，实施阴谋。按中国政府的<采掘古物规则>、<古物保存法>，华西大学为一私立大学，采掘古物也不在许可之列。确有一些洋人采用卑劣手段盗窃、摧毁文化遗产。但葛维汉、戴谦和等人的研究活动，客观上开辟了西南考古学、西南民族学，并积累了有价值的成果。
　　“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现
　　“三星堆”的发现，始于月亮湾农民的偶然挖掘。1929年春，燕氏祖孙三人在自家“风水宝地”挖出400余件古物。后来，燕家人对前来发掘的葛维汉教授讲，因当时坑挖得太深，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亡，幸好及时住手，不然燕家定会爆发一场更为厉害的瘟疫。大致是出于“折财免灾”的原因，燕家将“意外之财”除自留部分外，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
　　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从燕家购得玉器4件，大为赞赏，称“价值连城”。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人们纷纷奔赴广汉找燕家购买玉器……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鱼龙混杂，令人真假莫辨。
　　1931年6月，戴谦和、葛维汉等人先后赶赴广汉，在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经县长罗雨苍及省政府教育厅同意，拟进行科学发掘。此时，因为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玉石器。罗县长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1934年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肥猪”（富豪）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不过，发掘工作终因“邻近匪风甚炽”，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事毕，当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1934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 <汉州发掘简报> ，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当时的中国学者、外国学者、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国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向往之情，自觉地担负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由此揭开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四川大学古物博物馆的雏形
　　葛维汉、戴谦和率先在中国西部建立第一个博物馆，是华西博物考古的奠基人。1914年戴谦和在华大筹办博物部，1932年博物馆正式成立，有标本6000件，葛维汉被任命为馆长（任期1932~1941年）。戴谦和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梦想家，葛维汉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收藏家，两个训练有素的人，配成黄金搭档，共同开发这座博物馆。大量的古物，经系统分类，向公众开放，每年前来参观者不少于6000人。 1941年郑德坤主持馆务，又聘请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教授等共商馆务。郑德坤，人称“四川考古学之父”，这位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博士，把博物馆建成了一个教育中心和收藏中心，他对馆藏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分类，用图片的形式举办展览，介绍四川丰富多彩的文化，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助战美军等。人们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
　　博物馆也因之名声大盛，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经数代中西学术人的收录，到1951年华大古博物馆陈列的标本3万余件，所收罗古物文物至1950年达3万余件，分为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西藏标本三大类。古物上起史前石器，下迄明清金石书画，应有尽有。边民文物，包括羌、彝以及摩西、摆夷、开钦等民族器物、文物。西藏标本尤为丰富，曾有外国报纸誉之“世界各博物馆之冠”。
　　从1914年戴谦和筹办博物馆，历经数十年风雨沧桑，由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演变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以至今日的四川大学人文数字博物馆。它现已成为国内大学博物馆中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现有各类藏四万余件，丰富的馆藏因“综合性强、精品荟萃、地方特色浓郁、异彩纷呈”等特色而享誉海内外。
3 先进事迹
　　四川大学博物馆支部拥有六名成员，自从成立以来，就是一个和谐而有凝聚力的战斗团体。全体成员团结协调，公道正派，讲学习，讲正气，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彼此间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注意密切联系群众，把沟通思想，共同进步作为工作的长期目标，普遍得到群众的尊重。支部注意把博物馆的实际工作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努力实施党员“先锋工程”，发挥了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博物馆在建设数字化博物馆、新馆搬迁，新馆陈列等工作中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绩，这其中，支部和全体党员同志的共同努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紧密围绕博物馆的工作，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的作用。
　　作为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和目前全国高等院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的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人文积淀。馆藏文物达4万余件，门类相当丰富，足以和一个省级博物馆媲美。尤其以古代书画、民俗文物，四川藏区文物和唐代佛教石刻艺术等方面的收藏最为著名，在国内博物馆界亦占有相当的份量。长期以来，四川大学博物馆都以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博物馆为目标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几年，在自身建设方面，博物馆拥有良好的契机：一方面，获准进入了首批教育部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为期两年的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首次实现了网上模拟博物馆的展示与建库目标；另一方面，是博物馆新馆的搬迁和陈列。通过迁馆，经历百年沧桑的川大博物馆第一次拥有了独立的建筑群体，在空间意义上首次走出了高校的象牙塔，向社会全体普通观众敞开了大门。在展示与宏扬民族文化，展现四川大学良好的综合办学实力等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立足于博物馆全体成员的协调一致，服从安排，高度的责任心和拼搏精神；同时，也立足于博物馆支部的密切配合，耐心工作，行动上的以身作则，和思想上的协调一致。 二、保持党员的先进性，使每一个党员成为博物馆工作的排头兵。
　　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全体人员的通力合作。而每一项具体任务的完成，都可以看到党员同志的身影。他们以馆务为己任，任劳任怨，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相当多的困难，最后都能一一克服。比如库房文物的搬迁工作，时间刚好是最炎热的酷暑季节。因为安全的关系，很多具体的工作都不可能依靠搬运工人，尤其搬运前的装箱，4万件文物全部需由工作人员一一经手，甚至包括相当沉重的石刻文物。我们的党员同志以文物安全为第一要务，发扬了不怕脏，不怕累的革命传统，整个搬迁没有出现任何事故；陈列布展时，为了提高效率缩短时间，在“十一”大假期间义务加班三个工作日的有我们的党员；新馆正式开馆前夕，为了争取考古学馆的顺利完成，持续几天下班都推迟到夜里九点，却没有丝毫怨言的，也有我们的党员同志。 三、注意相关业务的学习，实现一专多能。
　　博物馆既是一个研究机构，又是一个服务机构，也是学校最为重要的一个窗口单位，专业性很强，同时又要求能实现各方面的业务功能。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不足十五名，这就需要每一位工作人员既学有所长，又一专多能。新馆的陈列设计，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由本馆人员勇挑重担，组成了陈列设计小组，承担了全部的内容设计和大部分形式设计的工作。陈列小组的成员中，有相当比例的党员同志。
　　虽然没有受过陈列设计方面的专业训练，可是都发挥了不计艰难，勤于钻研的精神，通过深入地学习，反复地讨论，不但提出了令专家满意的内容设计方案，在施工方不熟悉博物馆陈列的情况下，更是大胆地进行形式方面的设计，完善施工图，全程督促施工，使新馆陈列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计划时间内顺利完成。在达到预期目标的同时，更为学校节约了接近60万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新的陈列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加之新闻媒体的配合宣传，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的开放，已成了蓉城五月的一场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 四、加强组织建设，增进沟通交流。
　　支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推进组织建设，开展丰富多样的组织活动。注意学习党内相关文件，针对社会现实，经常性的开展热烈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中加深认识，并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利用自身资源，把参观博物馆作为组织生活的一个全新而有意义的内容，对学校历史文化学院、校工会，以及永陵博物馆、杜甫草堂、西南民族大学历史系和博物馆等友邻单位的党员同志进行了热情的接待，通过座谈，在交流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加强了团结，拓展了以后的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