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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州灿烂的古代文化

　中国·江苏·淮安·楚州　发布:1044173　录入:2008-6-28　人气:统计中...

重要的政治地位和繁荣的经济生活，促进了楚州文化事业的发展。隋唐以来，楚州成为苏北地区的文化中心。
　　早在北宋仁宗景佑二年(１０３５)年，当时就在城内的魏廉旧祠里建立起儒学，即后来的淮安府儒学，这是楚州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学堂。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年　，又于城内满铺坊米市巷县尉司基地处建立了县儒学。清乾隆以后，除两所儒学外，又增设若干书院。到道光年间，城内文武书院共有１６个。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丽正书院，奎文书院、射阳书院、勺湖书院等。至光绪年间，境内各种学堂多达１１２所，包括办在漕运总督旧址的、当时影响较大的江北陆军学堂。
辛亥革命后，县公署内设教育局，掌管全县教育，首先将楚州府学堂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九中学，直属省教育厅领导，以邑人教育家李更生先生担任该校校长时为鼎盛时期。１９２４年春，楚州还在城内棋盘街建起楚州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小学。据１９３６年统计，除省立九中，县中外，还有县立完全小学１３所，初小１４５所，学生达７１４５人。

　　在历代科举考试中，楚州人会试不乏魁首，殿试是三鼎甲齐全。仅山阳一县就出过状元２名、榜眼２名、探花３名、进士２１０名其中唐代２名，宋代１１名、元代４名，明代９８名，清代９５名　，还出过武状元１名，武进士７６名。宋著名诗人张宋及其３个儿子皆为进士，世称“一家四进士”，实为罕见。楚州人历代官居尚书以上的就有１１人。
　　文人潜心著述，是楚州文化事业的一大特色。清代楚州人吴山夫曾将唐代以来楚州文人所写的诗作辑录成册，并附汉代的楚州人诗作，共五大册，计收诗几千首，名曰《山阳耆旧诗》。据不完全统计，古代楚州人共出版过著作３７３部，计７３３卷。
　　楚州人的医学水平也很高，明清以来名医辈出，清人吴鞠通为其出类拔萃者，在全国独树一帜，世称“淮医”。
　　楚州的文人学者颇热衷于园亭建设，清初时园亭山庄很多，著名的有边寿民的苇间书屋，靳璧星的茶坡草堂，刘切庵的思园，还有驸马巷的墨庄潇碧亭，河下的绾绣园，勺湖的勺湖草堂等。仅《河下园亭记》及其续编、补编，就记载河下一地有大小园亭１１２处，可谓星罗棋布。老百姓则热衷于各种游艺活动。春节时，百姓们舞龙玩灯，“百戏俱陈”，端午节则搞大型的龙舟“竞渡”。楚州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记下了本地众多的民间游艺节目：摇碗、说唱、玩龙灯、踩高跷、魔术表演等等。

　　兴汉名将韩信

　　楚州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而且还是名人辈出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武士，都出生、生活在楚州，给古城增添了光彩。
　　《史记·淮阴侯列传》称韩信？一前１９６年　是淮阴人。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王力、王伯祥等在注释时称“淮阴，江苏省淮安市（楚州）”。韩信是楚州人，在楚州一带生活了很长时间。
　　韩信幼年时，家庭十分贫困，既因行为放纵不羁而不得被推举为吏，又因不会经营而无法谋生，只好到处流浪，以寄食、乞讨为业。他还经常到河边去钓鱼，但所获无几，常常不能果腹。“诸漂母，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使韩信深感惭愧，从此研读兵书，琢磨韬略，习文练武。有一次他带着长剑上街，“屠中一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马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韩信权衡之后，“挽出胯下，蒲伏’。”街上人都笑话他是无能之辈。韩信功成名就后，回到家乡，“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州中尉”，人们对韩信的行为大为不解，问其原因，韩信解释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大将风范跃然纸上。苏东坡对此大加赞赏，在《淮阴侯庙记》中说：韩信“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壮图”，故能“受馈于漂母”，“忍耻于胯下”，并说他“辱身污节，避世用晦，志在鹊起豹变”。
　　不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随后，项梁起兵于江东，领兵渡淮，韩信看时机已到，便仗剑从军去了。“项梁败，又属项羽”，后因多次献策不被采纳，便离楚归汉，投奔了刘邦。他的才能被刘邦的谋臣萧何看中，称他是“国士无双”。在传为历史佳话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之后，汉王刘邦于公元前２０６年筑坛于汉中南郑，拜韩信为大将，开始与项羽争霸业。第二年，韩信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占领关中，使刘邦获得大片根据地。此后，他率大军以木罂渡黄河，夺夏阳，虏魏王豹。使万人背水列阵下井陉，擒赵王歇，囊沙壅水略齐地杀龙且。战必胜，攻必克，终于在公元前２０２年与英布、彭越等会兵垓下，使项羽“四面楚歌”，自刎而亡。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对大臣们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断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他封赏有功之巨，封韩信为楚王。
　　楚汉相争结束，刘邦为了巩固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开始对威胁较大的关东各异姓诸侯王加以限制和剪除。公元前２０１年，他首先对楚王韩信下手，采用陈平的伪游云梦之计，仅凭一人的上告，便将韩信逮回洛阳，削为淮阴侯。韩信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此后，“信知汉王畏其能，常称病不朝从”。公元前１９６年，阳夏侯陈造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据说他想趁机在长安与陈里应外合，推翻刘氏，不料事泄。“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萧何）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已得死，列候群臣皆贺”。后“相国给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韩信被斩之前，曾仰天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所诈，岂非天哉。”韩信被杀后，吕后又“夷信三族”。后人哀叹韩信的遭遇，曾概括出一副对联：“生死一知己（指萧何），存亡两夫人（指漂母与吕后）。”虽然后人对韩信是否造反曾有过怀疑如明人王世贞就作过《淮阴侯不反论》以正视听，但至今尚无人能够推翻司马迁的记载。
　　韩信在兴汉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用兵的神谋成为后世军事家学习的典范。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兵书有“韩信三篇”。作者班固还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者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靳钟）

　　汉赋鼻祖枚乘

　　枚乘（？——前１４０年）出生于楚州城北的萧家湖畔，唐代山阳的大诗人赵嘏曾自豪地宣称：“家在枚皋枚乘之子　旧宅边。”
　　枚乘，字叔，是我国一代文体——汉赋的创始人。他生活于汉初的文景时期，从小对文学有浓厚兴趣，因善写辞赋出名。他先到广陵今扬州　，在吴王刘濞宫中当一名文学侍从。当得知吴王为争夺皇位而酝酿谋叛时，枚乘毅然及时上书，加以劝阻，岂奈吴王不听，他便投奔梁孝王刘武，颇受敬重。至此，他的名声传遍天下。后来，他又曾一再上书吴王，劝其不反，但吴王不听，终成吴楚七国之乱，不久即被荡平，成为阶下囚。枚乘还及时劝阻了梁孝王，使他没有参加谋反的行列。枚乘对促进西汉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景帝刘启很器重枚乘，任命他为弘农郡的都尉，治理京都以东的大片土地。但他不乐意担任地方官吏，一心想着文学创作，于是“以病去官，复游于梁”，和梁孝王的其他“客座作家”庄忌、邹阳等人广为交游，作赋论文。梁孝王去世后，宾客星散，枚乘也就回到了家乡楚州。汉武帝刘彻早就仰慕枚乘的名声，听说他的赋文作得好，为人又正直，即位之后便立即派出“安车蒲轮”，召他到京都长安去。这时，他已年迈体衰，结果病死在途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有赋９篇，其中的《七发》是他的代表作。此赋假说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全赋８段。首段明确指出，楚太子的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贵族子弟致病的总根由，这种病不是药石针灸所能医治的。作者意在通过此赋，对当时贵族的腐朽生活作有力的讽刺，并给予细心的劝诫。接着，吴客便分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事，绘声绘色地铺陈场面，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至末段，作者表示，以上的一切虽可以逐步治疗太子的病，但要根治，还必须用“要言妙道”来转移太子的思想情趣及志向，“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这种认为安逸享乐之病，最好从思想上进行治疗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在写作上，《七发》继承了《楚辞》铺陈叙述的传统，全篇想象丰富，气势宏伟，排比铺张，比喻形象，富有极大的感染力，读来使人如亲临其境，亲闻其声。《七发》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一代新文体——汉赋的正式形成，奠定了新体赋的基础。后来，许多人都来模仿《七发》，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这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赋体，被后人称为“七体”，“七体”之作汇集而称“七林”。然而，统观“七林”之作，未有超过《七发》者。毛泽东同志对《七发》曾作过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骚体流裔，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枚乘的庶子枚皋，也是有名的辞赋家。他从小受父亲的熏陶，爱好文学，善于辞赋。据《汉书·枚皋传》记载：“年十七，上书梁共王得召为郎。”３年后，因遭谗言而获罪，家产被没收，只身逃往长安。幸遇大赦，即上书汉武帝，被立刻召见，拜为郎。他精于作赋，文思敏捷，能立马成文，故深受武帝喜爱。他虽然平步青云，但不迷恋权势，苟合时尚，性格幽默，近于玩世不恭，常在武帝面前“诙谐调笑”。他对武帝也能直言相谏，故史书称他“不通经术”。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枚皋一生，所作辞赋极多，《汉书·艺文志》记载有１２０篇。但究其在文学方面的创新和造诣，就远不如其父枚乘了。然而，他和枚乘一样，毕竟为汉赋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靳钟）

　　建安七子之一陈琳

　　陈琳（﹖一２１７年），字孔璋，汉末魏初人。《三国志·陈琳传》称陈琳是广陵人，后世多用此说，以致现在许多人都以为他是扬州人。其实不然。《后汉书·臧洪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袁　绍兴兵围，历年不下，使洪邑人陈琳以书譬洪，示其祸福，责以恩义。”该传明确指出：臧洪是“广陵射阳人也”。故《淮安府志》在谈及陈琳时指出：史书讲陈琳是广陵人，是“举其本郡，略其县邑”。据此，陈琳实为汉广陵郡射阳县（也就是今天的楚州）人。
　　陈琳先任东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的主簿，办理文书等事务，并参与机要大事的商讨。何进欲除宦官，碍于太后，打算召集地方豪强进京帮助，陈琳力谏不可。他说，大将军手中权力足可以整肃朝纲，无须招集豪强，否则无异于引狼入室，“功必不成，只为乱阶”。但何进不听，结果引出董卓进京，拥立献帝，导致天下大乱。何进死后，陈琳避难于袁绍，任典籍文章之职，曾起草文书痛斥曹操。后袁绍失败，曹操爱其才而收容了他，任其为军谋祭酒、管记室等职，掌管文书。他归附曹操后，再无二心，为曹操出谋划策，帮助曹操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陈琳与孔融、王粲、徐干、阮踽、应场、刘桢等７人号称建安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骤（名马）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他们和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都生活在动乱的时代，他们的创作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的沉闷局面，发扬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形成了文学史上有名的“建安风骨”。陈琳则以文章见长，尤以表章书檄诸体为最。曹丕评价说：“琳踽陈琳、阮踽　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陈琳曾著有《陈琳集》１０卷，后大都散失，留下来的仅有《饮马长城窟行》、《游览诗》、《宴会诗》等４首诗作是完整的。他亲身经历了汉末的动乱，又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因此，这些作品，特别是《饮马长城窟》，以质朴的语言，苍劲而悲凉的格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饮马长城窟行》属于汉乐府的歌行体，通过筑城役夫与官吏的问答，以及役夫和家中妻子的往复叮咛，描写了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就是这种世代不断的徭役的象征。诗中役夫劝妻改嫁和妻子以死相守的情节，更概括了繁重徭役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悲剧。这首诗可以称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作之一。

　　靳钟
　　东汉名士臧曼、臧洪父子

　　和陈琳同时代的臧曼、臧洪父子，是楚州历史上的名人。臧曼主要活动在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时期（公元１４７－１８４年）。他先任徐州从事，后迁司徒府除卢令，终任太原太守。史书称他“达于从政，为汉良吏”。东汉末年，南匈奴反叛汉王朝，经常举兵入境骚扰。朝廷便拜臧曼为匈奴中郎将，镇守边关。到边关之后，他通过调查，上书皇上，讲明与南匈奴保持睦邻关系的意义和可能，自荐出使南匈奴。不久，臧曼受命，带着书符和物品，率众出使。通过他的斡旋，南匈奴单于终于改变了主张，重新和汉朝和好。《后汉书》记载：臧曼回到京城之后，详细介绍了匈奴及西域的人口经济、山川河流乃至草木鸟兽，使听的人如身临其境。太尉袁逢连连夸奖：“虽班固作《西域传》，何以如此？”
　　臧曼之子臧洪，字子源，以品德高尚，为人正直而闻名于世，列传于《后汉书》。他１５岁即荫袭父功而拜授为童子郎，后举孝廉。在担任广陵太守张超的功曹时，董卓作乱于东京洛阳，臧洪极力劝说张超起兵讨贼。臧洪被推举为盟主，在全国首先对董卓发难。在讨卓结盟大会上，他慷慨陈词，“闻言者，虽卒伍厮养，莫不激扬，人思致节”。可惜的是此次结盟因粮草不济而散归。后来，臧洪因故寓居于袁绍帐下，与之结为好友，并受命任青州刺史二年。１９６年，曹操围张超于雍邱，臧洪“徒跣号泣”，请求袁绍救援。而袁绍新与曹操媾和，不愿发兵，致使张超城破自刎。臧洪对袁绍见利忘义的行为义愤填膺，便与之绝交。袁绍亦怒，派人攻打他，但“历年不下”；又让同乡人陈琳写信劝告，喻以祸福。而臧洪意志坚定，坚决不与袁绍重新言和。最后，城中粮绝，将士们感臧洪恩义，戮力拚杀，战至最后竟无一人叛逃，臧洪则被生擒。袁绍深爱臧洪的节操和才干，劝其归顺，臧洪怒斥不从，引颈就戮。他那短暂的一生，在楚州方志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