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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一）

　中国·山西·大同·南郊发布:1044173　最后更新:2008/7/9　人气:统计中...

大同与云冈

　　大同地处晋、冀、蒙交界，介于内外长城之间，自古属于边塞用武之地。大同，意取“世界大同”之义，因唐代大同军驻扎而得名。大同，古称平城，曾用代都、恒州、恒安、云内、定襄、云州、云中等名。

　　最初的雁门郡平城县之设，大致在战国中期（公元前三世纪初年），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征伐西北的过程中。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大军北击匈奴，被困于平城县东之白登山（今名马铺山），平城由此闻名天下。平城之围的历史意义在于：直接引发出一项中国历代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大方略——和亲政策。

　　东汉以降，匈奴式微，来自遥远北方的鲜卑民族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西晋灭亡后，整个北中国陷入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争霸的混战之中，鲜卑拓跋部渐次崛起。公元386年，拓跋珪登国；398年，北魏王朝正式建立，定都平城；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448年，征服西域（今新疆）；494年，拓跋宏迁都洛阳。平城建都九十七阅春秋，一直是北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当时欧亚丝绸之路东端的国际型大都会。

　　北魏以后，平城衰败，时而为北方游牧民族盘踞，时而由中原汉族军队驻守，直到唐朝中后期方始稳定。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于契丹。辽金二代，大同复兴，立为“西京”陪都。元代，大同府是中国馈飨蒙古要道上的一大中转站。明清时代，大同系九边重镇之一，号称“京师北门”，实为首都西北的军事屏障。
云冈石窟坐落在大同城西十六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今名十里河）的北岸。石窟倚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按自然地势划分为三个区域：东部第1～4窟，中部第5～13窟，西部第14～45窟。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1000余尊，其余动植物、花纹图案不计其数。石窟规模宏大，雕刻艺术精湛，造像内容丰富，形象生动感人，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颠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

　　云冈峪自古是通往内蒙古阴山腹地的古道，秦汉时代的武州塞，大约就在云冈石窟西侧或南面附近，可惜早已消失在残石碎瓦之中。武州山，北魏早期即被奉为神山。据《魏书·礼志》记载，明元帝拓跋嗣做太子时，“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后来，逐渐成为北魏皇帝祈雨、开窟、礼佛的“鹿苑”胜地。
云冈石窟，北魏称武州山石窟寺或灵岩寺。关于石窟的开凿，《魏书·释老志》记述的很简略：“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後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讲述的五所佛窟，即今云冈第16～20窟，学者称之为“昙曜五窟”。周一良《云冈石佛小记》曰：“惟昙曜在兴安二年见帝后即开窟，抑为沙门统之后始建斯议，不可晓。要之，石窟之始开也，在兴安二年（453）至和平元年（460）之八年间。”

　　　然而，昙曜五窟的兴工，实为武州山皇家大窟大像营造的起始，此前小规模的石窟或佛像雕制必定已有基础，否则昙曜大师不会突发奇想。现今存世的北魏题记佛雕，如河北正定的太平真君元年（440）《朱怛造石佛像》，日本国收藏的真君三年《鲍纂造石塔基座铭》和《石造半跏思惟菩萨像》，河北蔚县石峰寺的真君五年《朱业微石造像》，日本国收藏的太安元年（455）《张永造石佛坐像》、太安三年《宋德兴造石佛坐像》，都是砂岩质，造像风格与云冈石窟早期作品极为相近，应是北魏武州山及其石窟寺开凿的产物。《魏书·释老志》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由此映证，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平北凉，徙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吏民三万户于京师，平城佛教随之兴盛；特别是凉州民中有三千僧侣作为战俘到达京城，从此成为平城佛教和武州山石窟建设的主力。

　　太武帝拓跋焘于真君七年（446）诏令灭法，《释老志》记载北魏民间“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当此，武州山开山取石的锤声大约仍在继续，但石窟、佛雕的制作停止了。文成帝拓跋濬兴安元年（452），初复佛法，“方诏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毁，谓木有时朽，土有时崩，金有时烁，至覆石以室，可永无泐。又虑像小可凿而去，径尺不已，至数尺；数尺不已，必穷其力至数十尺。累数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坏，使见者因像生感。”（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于是乎，昙曜五窟应运而生。

　　昙曜五窟的开凿，掀起了武州山石窟寺建设的高潮。从文成帝开始，经献文帝、冯太后，到孝文帝迁都，皇家经营约四十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开凿。同时，云冈附近的青磁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鹿野苑石窟等，也相继完成。期间，广泛吸收民间资金，王公大臣、各地官吏、善男信女纷纷以个人、家族、邑社等形式参与石窟建造，或建一窟，或捐一龛，或造一壁，或施一躯，遂成就了武州山石窟寺的蔚为大观。迁都之后，武州山的小规模石窟建设并未停息，直到正光五年（524）六镇起义的战鼓响起。

　　云冈石窟是北魏一个朝代完成的伟大工程，从文成复法启动，到北魏末年终结，大致开凿了70年之久。云冈石窟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诸多历史必然性的结果。佛教自东汉进入中国，最初假借黄老道术在民间传播，魏晋时逐渐独立。十六国时期，由于来自西北的胡族统治者的推奉而迅速发展，同时迎合了苦难深重的中原人民的精神需求。北魏太武帝灭佛，则从反方向刺激了佛教的勃兴。石窟建造之风，由古印度、西域、河西渐次东传，至平城而特盛。北魏自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群雄割据的战乱局面，各国各地的贵族官僚、儒士僧侣、能工巧匠、金银财富汇萃平城。特别是随后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的新一轮高峰。武州山石窟的创作，最初是凉州高僧带来了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然后是古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西域诸国的胡沙门带着佛经、佛像和画本，随商队、使团而至，再后是昙曜建议征集全国各地的宝像于京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精工艺匠，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创造出云冈石窟一座座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

　　北魏以后，云冈石窟衰落了，梵音唱晚之声，再没有越过雁门山峦。隋大业三年（607），炀帝北巡塞外，归途大约曾经游幸云冈。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李靖平突厥，收复雁北；十四年，移云州及定襄城于恒安；明年，守臣重建大石窟寺。大约当时，有俨禅师等曾对云冈石窟佛像进行过修理。高宗永淳元年（682），突厥攻陷云州，城池荒废。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复置云州及云中县；天宝元年（742），筑大同军城于云中。不久，诗人宋昱北上，写下了《题石窟寺——即魏孝文之所置》五言诗。之后，云冈石窟阒寂无闻。

　　辽代以后，武州山石窟寺又称石佛寺。契丹人佞佛，残塔旧寺无不兴复。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皇太后发愿重修石窟寺。但因工程规模巨大，一时没有完成。道宗清宁六年（1060），朝廷委托山西转运使刘某监修。咸雍五年（1069），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1099），又委托转运使提点。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幸西京，赐大字额。可见，辽代武州山石窟寺的修建工程，大约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也许是对旧有寺院的陆续修复，也许是仿效北宋重修五台山十寺的做法，辽代西京大石窟寺内分立了十座寺院：一曰通乐，二曰灵岩，三曰鲸崇，四曰镇国，五曰护国，六曰天宫，七曰崇福，八曰童子，九曰华严，十曰兜率。可惜十寺郁立的好景不长，“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金碑》）。

　　金朝“天会二年，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金碑》）。西路元帅、晋王宗翰（粘罕）于天会九年（1131）将石窟前的武州川河道南移，遂形成今天十里河云冈段现状，可谓功德千秋。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3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金代中后期，迫于蒙古族逐渐强盛的压力，在西京北境加强了边墙、边堡的防御体系建设，武州山前筑起了一座军堡。这座名为石佛寺堡的建立，宣告了云冈石窟的再次走向衰微。1214年，金朝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五京旧都相继沦陷。据《至元辩伪录》记载，蒙古大举“兵火已来，精剎名蓝率例摧坏”；各地佛寺，“兵火之后，无僧看守。”正是在这种的山寺无僧钟自鸣的情况下，全真道士进驻了云冈石窟，并在东部留下了“碧霞洞”、“云深处”、“山水有清音”等遗迹。云冈之名，大约从此酝酿、产生。

　　元代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西京大华严寺慧明大师僧徒，重新收复了石佛寺，但是无法挽回云冈石窟的整体颓势。明朝嘉靖三十七年（1558），重修石佛寺堡为云冈堡；万历二年（1574），又建云冈上堡并上下堡间的夹墙。从此，石佛寺局缩于第5、6窟，彻底变作山野小寺。尽管清初地方官曾经维修、康熙皇帝曾经临幸。

发现与探索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然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是百年之事。20世纪蓬勃而兴的云冈研究，功归于两次发现：一是伊东忠太博士发现了石窟寺，二是宿白先生发现了《金碑》。

　　1902年6月，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等在中国进行考察旅行，无意中踏入云冈石窟破败的庙门，博士惊讶地发现这里竟保存着最为壮观的北魏石窟建筑群，其艺术形式直接来源于西方，且与日本的推古式若合符契。随后，他发表的《云冈旅行记》、《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注意与兴趣。1907年，法国的东方研究专家沙畹来到云冈，不久将其收集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照片与图录，著成《华北考古学使命记》。从此，云冈石佛寺名声鹊起，开始成为海内外学者和美术家的一大巡礼地。

　　最初半个世纪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主要探讨的是云冈石窟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来源；中国学者陈垣、梁思成、周一良、戴蕃豫的文章，则重在解析云冈历史，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关于云冈艺术的源流，有埃及影响说、希腊影响说、拓跋氏影响说，有印度马土拉雕刻影响说、巴基斯坦犍陀罗雕塑影响说、西域艺术传承说等，并逐渐形成共识：“云冈样式，是由印度、波斯、中央亚细亚、中国等风格之混合融汇而成，同时也有希腊及罗马的痕迹之遗留。”（岩崎继生《大同风土记》）。1938～1944年间，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首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迄今最为详细的调查。其摄影、实测、线描、拓片、论文等研究成果，结集为16卷本《云冈石窟》巨著，1951～1956年陆续出版，代表了云冈研究的最高水平。水野、长广将云冈艺术区分为西方外来与中国传统两个方面，指出北魏平城佛教文化艺术是带有浓郁中亚（此指新疆）色彩的凉州风格的再现，尽管云冈石窟的西方样式具有多元性，明显受到西方诸地石雕、泥塑、壁画等等的影响，但其早期雕刻显示出的是犍陀罗风格、中印度风格和中亚风格，而中亚各国寺院与云冈石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传统则主要表现在动物雕刻、仿木构建筑雕刻等方面，石窟造像明显存在着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

　　《金碑》即《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记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及金初的寺院维修。原碑早佚，碑文幸存于清人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中。1947年，宿白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并于1956年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金碑〉的发现与研究》、《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恒安镇与恒安石窟》等。对北魏平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佛教的发展，对云冈石窟乃至大同历史，对云冈洞窟形制、造像组合、佛装服饰等特征，对云冈石窟开凿分期问题，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遂使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脉络豁然清晰。

　　进入21世纪，张焯的《云冈石窟编年史》问世，成为目前云冈石窟的第一部通史。其中《〈鹿苑赋〉与云冈石窟》一文指出，献文帝时代云冈石窟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阶段；《徐州高僧与云冈石窟》，则澄清了孝文帝太和年间云冈造像中国化背后的历史，即凉州系高僧失宠，徐州僧匠入主云冈石窟；《〈金碑〉小议》，对碑文传抄中出现的错简进行了梳理，证明云冈十寺中的护国寺为今第1、2窟；《全真道与云冈石窟》，考述了金元之际道教势力侵入云冈石窟的历史事实；《云冈筑堡与古寺衰微》，考订出金代中晚期石佛寺堡的建立，揭示了八百年来云冈石窟走向衰微的必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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